市政協“改革開放40周年與上海發展”學習座談會市政協委員發言選萃
回首四十年光輝歷程 激蕩再出發強勁動力
編者按
10月29日,市政協舉行“改革開放40周年與上海發展”學習座談會,來自金融、醫療、教育、經濟、科技等領域的委員,深情回顧本市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成就和經驗,并就如何進一步推進上海改革開放事業向前發展進行深入討論。
■市政協副秘書長 邢邦志:
回顧40年我們要總結一些東西,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,最重要還是要把準方位。只有回看走過的路,才能知道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,方向才可以把得準。要在回看中總結體驗改革開放40周年的經驗,比較中增強發展的悟性激發改革的斗志,遠眺中把握時代的脈搏,為全國貢獻更多的上海方案、上海樣本、上海制度。
上海改革開放經歷了三個階段,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特點。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到1992年,可以說是負重前行。當時,全國的GDP增速10%左右,上海卻只有8%。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到2008年,是加快發展走在前列的階段。重點是以浦東開發開放為代表,抓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契機,使上海真正走向世界,成了國際大都市。第三個階段是2008年以后到現在,是提質增效提升能級的階段。上海建設全球城市,需要著力解決的是城市發展內生動力和外延矛盾的關系。自貿區的建立尤其重要,我們講改革開放再出發,自貿區如何升級,應是上海未來發展,進一步提高開放的重中之重。
■市政協學習委常務副主任 王國平:
上海要建設全球卓越城市,立足特色、走向前沿、補齊短板,應構成“三位一體”的發展戰略的追求。我認為改革開放40年來,帶給上海最具生命力的東西可以用“兩化一環境”來概括。“兩化”首先是指國際化,走國際化道路是上海改革開放以來得出的重要經驗之一,至今已使上海擁有了集聚國際資源的能力,這是立足當今世界的基礎之一。其次是法治化,就國內而言,這可以說是上海的一塊招牌。“兩化”再加一個好的營商環境,就是我們必須立足的特色。
根據最近統計的2018全球競爭力排名,美國排第1,新加坡第2,上海排在第28。這就說明我們還有很多做得不理想的地方,在“走向前沿”方面,很多地方做得不夠好,不夠透。應在科技金融、生態金融等當前新興的各領域內下足功夫,成為我們“走向前沿”的主攻方向。
補齊短板方面,我認為最大的短板是創新能力不夠,缺少獨角獸企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在未來國際化進程中,我們要牢牢抓住科創中心建設這一機遇,找到我們獨特的地方、優勢的地方、強項的地方,補齊這塊短板。
■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沈開艷:
回顧總結改革開放,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:
要研究改革開放中涉及全局性、戰略性的問題。研究上海改革開放,必須把它納入全國、甚至全球發展的大視野中。
上海改革開放的成績主要在哪些領域?如體現在浦東開發開放、自貿區、科創中心等等,要認清這些領域對上海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到底在哪里。
聚焦改革開放中國家賦予上海的歷史使命,以及這些使命所具有的示范意義,是否形成了可復制、可推廣、可借鑒的經驗。
要把改革開放和城市功能轉型升級相關聯起來,總結和提煉出實質性的政策和發展模式。
要總結上海要素市場的開放,改革開放使上海成為要素市場最集聚的城市之一,這是上海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重要基礎。如何把要素市場作為新的中國市場的新形式著力再推進,值得總結。
■市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、黨組副書記 毛大立:
上海地處我國南北之中、江海交匯的地方。有專家講過上海是水形成的、車形成的,更重要的是上海是人形成的,所以一定要海納百川。改革開放40年,讓我感受最深的,正是我們人才政策的發展和變化。我經歷過這么幾個階段:首先是1983年到1992年,這期間上海充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,通過落實政策,使得一大批知識分子走上重要崗位,成了以后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。然后是1993年到2002年,上海著力人才高地建設,出臺許多內涵豐富的好政策。比如1994年,上海成立了全國最早的人才市場。還有我們的戶籍政策,也從那時起一直被延續了下來。2002年之后,上海又達到人才引進的高峰,強調市場化、國際化、法治化、信息化,對海外人才的引進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,也成了提升上海國際化程度的重要助力。
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總結,大膽闖、大膽試的精神更需要我們繼承下去。如今,伴隨著科創中心建設,亟須我們把握住時代特征中國特色上海特點,出臺更多積極、開放、有效的人才政策,要敢于松綁放權,營造更好的人才環境。
■東方國際(集團)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、董事長 童繼生:
我認為,上海的改革開放有這么幾個特點:
一是對標國際。改革開放一起步,對標的就是國際標準和水平,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。
二是基礎設施和產業建設并舉。浦東開發開放初期,就規劃了張江科技園區、金橋加工園區。那時候科技、金融雖然僅僅只是一個概念,但最終卻都成為現實。
三是硬件建設與軟件制度服務建設并舉。比如,我們當年建造金茂大廈時,許多規范和標準都是空白,是一邊做出來的實測效果,一邊定下的規范。
四是放眼全國的人才政策。可以說是全國的人才建起的浦東。今天上海要打造全球科創中心,不僅需要全國的人才,更需要全世界的人才。
除了立足這四個特點,改革開放要繼續深入,還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:必須重視科創中心的基礎設施建設,只有基礎設施好了,才能吸引全世界人才。四大品牌建設,要對標國際標準,千萬不能用自己的觀念來對標。此外,上海還應創造新的就業理念、機會,提供新的就業崗位,為全國作表率。
■市腫瘤研究所癌基因及相關基因國家重點實驗室課題組長 李錦軍:
關于人才。上海出了很多宏觀政策,但真正落地的有多少?執行的時候會遇到很多問題。比如,現在雖然允許科技人員兼職了,但有的領導不敢批,怕擔責。還有科技成果轉化以后的利益分配,雖然明確了70%可以分到個人,但是真正在分配過程中又會出現很多問題,如有的人擔心分配結果會不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。再有當下的人才引進,我們要秉承上海海派文化的特點,海納百川,不拘一格降人才。不應唯學歷、唯頭銜是論,而應是不管身份如何,只要你有“兩把刷子”就可以在“十里洋場”發揮作用,就可以在上海生存。
關于醫療。改革開放40年,雖然現在仍有看病難、看病貴等諸多問題,但上海的醫療衛生事業取得的成就是令世界矚目的,其中最有顯示度的,就是上海人的平均壽命以及嬰幼兒的死亡率,在世界范圍內名列前茅。這與我們奮戰在臨床一線的醫務人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。
■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熱軋廠技能專家 王軍:
我來自寶鋼,在一線工作了33年。最近,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,大橋所用鋼材有30%來自寶鋼,可以說寶鋼的發展是改革開放最好的印證。
結合我的工作經歷,我想談談創新要素的市場化。在寶鋼有非常好的創新文化,學習和創新已融入寶鋼人的血液。我們雖然是工人,但卻像科學家一樣在工作,在自己的崗位上不斷學習不斷鉆研。寶鋼正是通過崗位創新,通過方方面面的激勵制度,營造了這樣一個氛圍。為什么工人能像科學家那樣工作?因為每天在一線工作,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課題找到我們,工作本身也給了我們“實驗室”,我們研發成果也可以馬上得到應用。通過這樣的崗位創新,每一位寶鋼工人都成了材料專家,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成為世界鋼鐵應用的引領者。
我們是工人,我們也在探索。這里要特別感謝市政協,一個多月之前我參加了委員講壇,主講人是核電專家鄭明光委員,講座給了我很大的啟發,我專門找到他探討了相互合作的可能性。試想,若是核電技術如果能被用于鋼鐵行業,這將對整個鋼鐵生產模式帶來多么巨大的變革!
■黃浦區政協副主席、上海黃金交易所副總經理 宋鈺勤:
明天(10月30日)是上海黃金交易所成立16周年紀念日,雖然16年前才有黃金交易市場,但今天,我們的場內黃金現貨交易量已成為全球第一。
美國去年有40萬噸的黃金交易量,上海黃金交易所的交易量是5.43萬噸,差距雖然很大,但是我們實物交割數是2000噸,美國才40噸,可以說美國完全是一個虛擬市場,而中國的黃金交易市場卻擁有完整的產業鏈。從采礦、冶煉、生產、加工、制造、銷售到黃金進口,中國都是世界第一。必須兼具證券市場、商品市場、貨幣市場、外匯市場才能進行黃金市場的操作,所以可以說金融市場最高境界就是黃金市場。黃金市場的繁榮,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上海金融中心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,只有黃金交易量大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金融中心。職能部門應更加積極地推動規范我們的黃金市場,去服務實體經濟。當前全球各個央行都在做黃金儲備,許多國家把黃金儲備從紐約、倫敦、巴黎拉回到本國。這說明黃金市場已經出現了新的突破。
■上海《理財周刊》社副總編輯、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 黃羅維:
改革開放40年,我們面臨的挑戰仍然是國際化。如何進一步國際化?國際化就是要引進國際化的人才,這需要有更完善的人才市場機制,要有進有出,讓更多國際化的人才融入上海的發展中來。
回顧當年的出國潮到今天歸國潮。我有一組數據:1949年到1976年,出國總人數近4萬人,探親定居者多。1979年改革開放之后,我們定居的少了,留學讀書的多了,到1993年,上海公費出國人數超過6萬人,為國家的發展和了解世界奠定了基礎。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,越來越多的海歸人才回到上海,從出國潮變成了歸國潮。2016年年底,留學歸國人員已超過260萬人。許多海歸人才回國后在高校里搞科研,怎么樣進一步施展才華,讓他們的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揮,還存在一些瓶頸。新的背景下,上海要謀求進一步發展,就應進一步用好這些國際化人才,要讓方方面面的人才融入上海未來發展中去,讓上海真正成為全球人才的聚集地。
■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總公司企劃部總經理 堯金仁:
市場化曾經是上海的優勢,但如今卻成了短板,這是我的看法。
第一個原因與環境有關。我們大的環境就是管制多、服務少。評判市場化程度高不高應該是兩個標準,一是市場主體的感知,這種感知應該是可預期。二是市場功能有沒有發揮。
第二個原因與企業制度有關。企業制度一定要強調有效性,如果企業管理制度不管用,寧可把它廢除。
第三個原因與機構的重要性有關。比如銀行、證券、保險。為什么保險業發展非常快?我這里也有一些數據,保費收入年均增長30%,我們經過20多年的發展,已經僅次于美國成為全球第二保險市場,超過德國、法國、英國、日本。為什么?因為在金融體系里保險所受限制較少,所以可以“拼命”地發展。這其實很重要,為什么國外反壟斷、為什么要分家?一大之后沒有競爭,沒有活力,分了之后大家都發展。
■上海藥品審評核查中心副主任 張華:
市場化程度要提高,打破行政壟斷是關鍵。我舉一個很小的例子,有一年我去美國做訪問學者,在美國考了一個駕照,回來準備換一個國內的駕照,但是一定要到指定的地方去翻譯,這樣的壟斷就應盡早打破。
對于人才,我覺得大學要跟當地的產業緊密地結合起來,這既對產業是一個很好的支持,也能培養后續人才,同時也能支持這個產業的持續創新。這樣能更好地解決科技成果的轉化。上海大學很多,可以跟上海的一些產業融合起來。如果產業在這里,人才也在這里,我們的發展就會越來越好,創新才會源源不斷。
還有要形成創新產品的產業鏈。我曾去調研了一家做心臟起搏器的企業,這個心臟起搏器當中的一個部件,全球只有一家企業可以做,但又不是我們中國的,也就是說技術就被人家壟斷了。如果像這樣的一些關鍵技術,在上海能夠予以支持取得突破,形成我們新產品的產業鏈,競爭就有優勢了。
■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肺科醫院呼吸一病區主任 李惠萍:
上海的醫療改革和改革開放幾乎是同步的。1977年高考恢復以后,第一批進入大學醫衛專業學習的學生,畢業以后很快進入一線,赤腳醫生終于從那以后慢慢退出歷史舞臺。
1992年醫療行業慢慢進入市場化。市場化是有促進作用的,它鼓勵了競爭,把大鍋飯打破,醫務人員積極性提升,醫療水平也進展很快。但市場化運作到今天,也出現了不少弊端,我們必須正視因市場化而造成的急功近利和無序競爭等諸多問題。
另外,改革開放到今天,我們的醫療技術特別是在上海,跟國際接軌已經沒有問題了,最先進的設備也好,技術也好,我們都能做到。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原創。這么多的藥,這么多的儀器,有哪些是我們原創的呢?我們要鼓勵原創,政策上要有支持,要有投入,要給時間,要能寬容失敗。
■上海宋慶齡學校副校長 陳雙雙:
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。40年前,我恰好考進“文革”后上海第一屆高中理科班學習,隨后就讀華東師大數學系4年,畢業后至華師大二附中一線教師工作32年,直至前年調入宋慶齡學校擔任教學管理工作。可以這么說,始終身在其中的我的親身經歷和個人發展,就是對上海教育領域改革開放40年的最好見證。我工作之后的第2年,就設立了教師節,就個人而言,非常感恩,趕上了改革開放、尊師重教的好時代。
從上海來看,自己作為一線教師,親身參與了一期課改的實驗教材的試驗教學;然后,又親身經歷二期課改的課標制定、教材審核等工作,以及隨后的教材教學試驗。上海課改30年來,成果頗豐。在國際上,尤其以上海中學生兩次獲得PISA測試全球第一的好成績而影響重大,上海的數學教材還被英國引進應用;上海的教師培養也是全國領先,特別是市普教系統“雙名工程”至今已完成三期,正在進入四期的初步階段;近年來,上海市教委推出的“公、民同招”和建設百所強校工程等政策,對于推動上海基本公共教育進一步優質均衡發展,已初見成效;上海的國際教育也在全國領先,正逐步與國際接軌。
■市水務局(市海洋局)科技信息處調研員 崔海靈:
提兩個建議。第一個建議是我擔任政協委員至今一直在提的,就是制度的可預見性。制度的可預見性就是制度的穩定性。我們發現有些制度一直在變,沒有很好的穩定的預期,往往讓人們不知如何是好。雖然制度本身就是滯后的,但是滯后并不代表沒有預見性,制度可以進行預見性的分析,所以在改革開放再出發過程當中,我們要把制度的問題,把預見性和預期性作充分的研究。
第二建議是關于政府職能轉變。最近一段時間政府職能轉變,大家都能感受到。我認為,其中最關鍵的,應是如何擺正政府和市場的關系。比如,剛才大家都說了國企的問題,上海是國企重鎮,國企分量非常重,也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穩定器。但是國企改革運行,卻是一個永恒的難題,其中的關鍵,應從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入手。
■申迪集團總監,上海國際旅游度假區運營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超:
從時代的角度觀察,以改革開放為起點,以世界都市為參照,改革開放40年至今的上海不是“人到中年”,而是“初出茅廬”,不能以“不惑之年”的心態維持四平八穩,而仍需以初生牛犢的勁頭繼續勇往直前。倫敦1801年成為世界最大都市,迄今217年,紐約1785年(至1790年)成為美國首都,迄今233年。而上海真正大改革大開放始于1992年,不過28年,對比而言,仍是十二三歲的少年,剛剛進入建立自我、叛逆成長的青春期。上海需要保持千禧節點前后10年那種無處不在的朝氣蓬勃和進取精神,敢于比較、敢于開創。
從市場化的角度,上海仍有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空間和需要。深圳的前海管理局只有局長是公務員身份。奧蘭多為占地150多平方公里并跨域兩個郡的迪士尼世界及周邊區域設立的ReedyCreek區域管理部門也只有行政官及助理兩位是政府官員,經濟性區域經營管理的市場化程度值得我們研究學習。有些部門口中的“學不來”,應該分清這是不需、不能還是不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