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首四十年光輝歷程 激蕩再出發強勁動力

　　編者按

　　10月29日，市政協舉行“改革開放40周年與上海發展”學習座談會，來自金融、醫療、教育、經濟、科技等領域的委員，深情回顧本市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成就和經驗，并就如何進一步推進上海改革開放事業向前發展進行深入討論。

　　■市政協副秘書長 邢邦志：

　　回顧40年我們要總結一些東西，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，最重要還是要把準方位。只有回看走過的路，才能知道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，方向才可以把得準。要在回看中總結體驗改革開放40周年的經驗，比較中增強發展的悟性激發改革的斗志，遠眺中把握時代的脈搏，為全國貢獻更多的上海方案、上海樣本、上海制度。

　　上海改革開放經歷了三個階段，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特點。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到1992年，可以說是負重前行。當時，全國的GDP增速10%左右，上海卻只有8%。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到2008年，是加快發展走在前列的階段。重點是以浦東開發開放為代表，抓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契機，使上海真正走向世界，成了國際大都市。第三個階段是2008年以后到現在，是提質增效提升能級的階段。上海建設全球城市，需要著力解決的是城市發展內生動力和外延矛盾的關系。自貿區的建立尤其重要，我們講改革開放再出發，自貿區如何升級，應是上海未來發展，進一步提高開放的重中之重。

　　■市政協學習委常務副主任 王國平：

　　上海要建設全球卓越城市，立足特色、走向前沿、補齊短板，應構成“三位一體”的發展戰略的追求。我認為改革開放40年來，帶給上海最具生命力的東西可以用“兩化一環境”來概括。“兩化”首先是指國際化，走國際化道路是上海改革開放以來得出的重要經驗之一，至今已使上海擁有了集聚國際資源的能力，這是立足當今世界的基礎之一。其次是法治化，就國內而言，這可以說是上海的一塊招牌。“兩化”再加一個好的營商環境，就是我們必須立足的特色。

　　根據最近統計的2018全球競爭力排名，美國排第1，新加坡第2，上海排在第28。這就說明我們還有很多做得不理想的地方，在“走向前沿”方面，很多地方做得不夠好，不夠透。應在科技金融、生態金融等當前新興的各領域內下足功夫，成為我們“走向前沿”的主攻方向。

　　補齊短板方面，我認為最大的短板是創新能力不夠，缺少獨角獸企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在未來國際化進程中，我們要牢牢抓住科創中心建設這一機遇，找到我們獨特的地方、優勢的地方、強項的地方，補齊這塊短板。

　　■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沈開艷：

　　回顧總結改革開放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：

　　要研究改革開放中涉及全局性、戰略性的問題。研究上海改革開放，必須把它納入全國、甚至全球發展的大視野中。

　　上海改革開放的成績主要在哪些領域？如體現在浦東開發開放、自貿區、科創中心等等，要認清這些領域對上海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到底在哪里。

　　聚焦改革開放中國家賦予上海的歷史使命，以及這些使命所具有的示范意義，是否形成了可復制、可推廣、可借鑒的經驗。

　　要把改革開放和城市功能轉型升級相關聯起來，總結和提煉出實質性的政策和發展模式。

　　要總結上海要素市場的開放，改革開放使上海成為要素市場最集聚的城市之一，這是上海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重要基礎。如何把要素市場作為新的中國市場的新形式著力再推進，值得總結。

　　■市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、黨組副書記 毛大立：

　　上海地處我國南北之中、江海交匯的地方。有專家講過上海是水形成的、車形成的，更重要的是上海是人形成的，所以一定要海納百川。改革開放40年，讓我感受最深的，正是我們人才政策的發展和變化。我經歷過這么幾個階段：首先是1983年到1992年，這期間上海充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，通過落實政策，使得一大批知識分子走上重要崗位，成了以后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。然后是1993年到2002年，上海著力人才高地建設，出臺許多內涵豐富的好政策。比如1994年，上海成立了全國最早的人才市場。還有我們的戶籍政策，也從那時起一直被延續了下來。2002年之后，上海又達到人才引進的高峰，強調市場化、國際化、法治化、信息化，對海外人才的引進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，也成了提升上海國際化程度的重要助力。

　　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總結，大膽闖、大膽試的精神更需要我們繼承下去。如今，伴隨著科創中心建設，亟須我們把握住時代特征中國特色上海特點，出臺更多積極、開放、有效的人才政策，要敢于松綁放權，營造更好的人才環境。

　　■東方國際（集團）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、董事長 童繼生：

　　我認為，上海的改革開放有這么幾個特點：

　　一是對標國際。改革開放一起步，對標的就是國際標準和水平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。

　　二是基礎設施和產業建設并舉。浦東開發開放初期，就規劃了張江科技園區、金橋加工園區。那時候科技、金融雖然僅僅只是一個概念，但最終卻都成為現實。

　　三是硬件建設與軟件制度服務建設并舉。比如，我們當年建造金茂大廈時，許多規范和標準都是空白，是一邊做出來的實測效果，一邊定下的規范。

　　四是放眼全國的人才政策。可以說是全國的人才建起的浦東。今天上海要打造全球科創中心，不僅需要全國的人才，更需要全世界的人才。

　　除了立足這四個特點，改革開放要繼續深入，還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：必須重視科創中心的基礎設施建設，只有基礎設施好了，才能吸引全世界人才。四大品牌建設，要對標國際標準，千萬不能用自己的觀念來對標。此外，上海還應創造新的就業理念、機會，提供新的就業崗位，為全國作表率。

　　■市腫瘤研究所癌基因及相關基因國家重點實驗室課題組長 李錦軍：

　　關于人才。上海出了很多宏觀政策，但真正落地的有多少？執行的時候會遇到很多問題。比如，現在雖然允許科技人員兼職了，但有的領導不敢批，怕擔責。還有科技成果轉化以后的利益分配，雖然明確了70%可以分到個人，但是真正在分配過程中又會出現很多問題，如有的人擔心分配結果會不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。再有當下的人才引進，我們要秉承上海海派文化的特點，海納百川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不應唯學歷、唯頭銜是論，而應是不管身份如何，只要你有“兩把刷子”就可以在“十里洋場”發揮作用，就可以在上海生存。

　　關于醫療。改革開放40年，雖然現在仍有看病難、看病貴等諸多問題，但上海的醫療衛生事業取得的成就是令世界矚目的，其中最有顯示度的，就是上海人的平均壽命以及嬰幼兒的死亡率，在世界范圍內名列前茅。這與我們奮戰在臨床一線的醫務人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。

　　■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熱軋廠技能專家 王軍：

　　我來自寶鋼，在一線工作了33年。最近，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，大橋所用鋼材有30%來自寶鋼，可以說寶鋼的發展是改革開放最好的印證。

　　結合我的工作經歷，我想談談創新要素的市場化。在寶鋼有非常好的創新文化，學習和創新已融入寶鋼人的血液。我們雖然是工人，但卻像科學家一樣在工作，在自己的崗位上不斷學習不斷鉆研。寶鋼正是通過崗位創新，通過方方面面的激勵制度，營造了這樣一個氛圍。為什么工人能像科學家那樣工作？因為每天在一線工作，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課題找到我們，工作本身也給了我們“實驗室”，我們研發成果也可以馬上得到應用。通過這樣的崗位創新，每一位寶鋼工人都成了材料專家，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成為世界鋼鐵應用的引領者。

　　我們是工人，我們也在探索。這里要特別感謝市政協，一個多月之前我參加了委員講壇，主講人是核電專家鄭明光委員，講座給了我很大的啟發，我專門找到他探討了相互合作的可能性。試想，若是核電技術如果能被用于鋼鐵行業，這將對整個鋼鐵生產模式帶來多么巨大的變革！

　　■黃浦區政協副主席、上海黃金交易所副總經理 宋鈺勤：

　　明天（10月30日）是上海黃金交易所成立16周年紀念日，雖然16年前才有黃金交易市場，但今天，我們的場內黃金現貨交易量已成為全球第一。

　　美國去年有40萬噸的黃金交易量，上海黃金交易所的交易量是5.43萬噸，差距雖然很大，但是我們實物交割數是2000噸，美國才40噸，可以說美國完全是一個虛擬市場，而中國的黃金交易市場卻擁有完整的產業鏈。從采礦、冶煉、生產、加工、制造、銷售到黃金進口，中國都是世界第一。必須兼具證券市場、商品市場、貨幣市場、外匯市場才能進行黃金市場的操作，所以可以說金融市場最高境界就是黃金市場。黃金市場的繁榮，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上海金融中心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，只有黃金交易量大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金融中心。職能部門應更加積極地推動規范我們的黃金市場，去服務實體經濟。當前全球各個央行都在做黃金儲備，許多國家把黃金儲備從紐約、倫敦、巴黎拉回到本國。這說明黃金市場已經出現了新的突破。

　　■上海《理財周刊》社副總編輯、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 黃羅維：

　　改革開放40年，我們面臨的挑戰仍然是國際化。如何進一步國際化？國際化就是要引進國際化的人才，這需要有更完善的人才市場機制，要有進有出，讓更多國際化的人才融入上海的發展中來。

　　回顧當年的出國潮到今天歸國潮。我有一組數據：1949年到1976年，出國總人數近4萬人，探親定居者多。1979年改革開放之后，我們定居的少了，留學讀書的多了，到1993年，上海公費出國人數超過6萬人，為國家的發展和了解世界奠定了基礎。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，越來越多的海歸人才回到上海，從出國潮變成了歸國潮。2016年年底，留學歸國人員已超過260萬人。許多海歸人才回國后在高校里搞科研，怎么樣進一步施展才華，讓他們的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揮，還存在一些瓶頸。新的背景下，上海要謀求進一步發展，就應進一步用好這些國際化人才，要讓方方面面的人才融入上海未來發展中去，讓上海真正成為全球人才的聚集地。

　　■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總公司企劃部總經理 堯金仁：

　　市場化曾經是上海的優勢，但如今卻成了短板，這是我的看法。

　　第一個原因與環境有關。我們大的環境就是管制多、服務少。評判市場化程度高不高應該是兩個標準，一是市場主體的感知，這種感知應該是可預期。二是市場功能有沒有發揮。

　　第二個原因與企業制度有關。企業制度一定要強調有效性，如果企業管理制度不管用，寧可把它廢除。

　　第三個原因與機構的重要性有關。比如銀行、證券、保險。為什么保險業發展非常快？我這里也有一些數據，保費收入年均增長30%，我們經過20多年的發展，已經僅次于美國成為全球第二保險市場，超過德國、法國、英國、日本。為什么？因為在金融體系里保險所受限制較少，所以可以“拼命”地發展。這其實很重要，為什么國外反壟斷、為什么要分家？一大之后沒有競爭，沒有活力，分了之后大家都發展。

　　■上海藥品審評核查中心副主任 張華：

　　市場化程度要提高，打破行政壟斷是關鍵。我舉一個很小的例子，有一年我去美國做訪問學者，在美國考了一個駕照，回來準備換一個國內的駕照，但是一定要到指定的地方去翻譯，這樣的壟斷就應盡早打破。

　　對于人才，我覺得大學要跟當地的產業緊密地結合起來，這既對產業是一個很好的支持，也能培養后續人才，同時也能支持這個產業的持續創新。這樣能更好地解決科技成果的轉化。上海大學很多，可以跟上海的一些產業融合起來。如果產業在這里，人才也在這里，我們的發展就會越來越好，創新才會源源不斷。

　　還有要形成創新產品的產業鏈。我曾去調研了一家做心臟起搏器的企業，這個心臟起搏器當中的一個部件，全球只有一家企業可以做，但又不是我們中國的，也就是說技術就被人家壟斷了。如果像這樣的一些關鍵技術，在上海能夠予以支持取得突破，形成我們新產品的產業鏈，競爭就有優勢了。

　　■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肺科醫院呼吸一病區主任 李惠萍：

　　上海的醫療改革和改革開放幾乎是同步的。1977年高考恢復以后，第一批進入大學醫衛專業學習的學生，畢業以后很快進入一線，赤腳醫生終于從那以后慢慢退出歷史舞臺。

　　1992年醫療行業慢慢進入市場化。市場化是有促進作用的，它鼓勵了競爭，把大鍋飯打破，醫務人員積極性提升，醫療水平也進展很快。但市場化運作到今天，也出現了不少弊端，我們必須正視因市場化而造成的急功近利和無序競爭等諸多問題。

　　另外，改革開放到今天，我們的醫療技術特別是在上海，跟國際接軌已經沒有問題了，最先進的設備也好，技術也好，我們都能做到。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原創。這么多的藥，這么多的儀器，有哪些是我們原創的呢？我們要鼓勵原創，政策上要有支持，要有投入，要給時間，要能寬容失敗。

　　■上海宋慶齡學校副校長 陳雙雙：

　　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。40年前，我恰好考進“文革”后上海第一屆高中理科班學習，隨后就讀華東師大數學系4年，畢業后至華師大二附中一線教師工作32年，直至前年調入宋慶齡學校擔任教學管理工作。可以這么說，始終身在其中的我的親身經歷和個人發展，就是對上海教育領域改革開放40年的最好見證。我工作之后的第2年，就設立了教師節，就個人而言，非常感恩，趕上了改革開放、尊師重教的好時代。

　　從上海來看，自己作為一線教師，親身參與了一期課改的實驗教材的試驗教學；然后，又親身經歷二期課改的課標制定、教材審核等工作，以及隨后的教材教學試驗。上海課改30年來，成果頗豐。在國際上，尤其以上海中學生兩次獲得PISA測試全球第一的好成績而影響重大，上海的數學教材還被英國引進應用；上海的教師培養也是全國領先，特別是市普教系統“雙名工程”至今已完成三期，正在進入四期的初步階段；近年來，上海市教委推出的“公、民同招”和建設百所強校工程等政策，對于推動上海基本公共教育進一步優質均衡發展，已初見成效；上海的國際教育也在全國領先，正逐步與國際接軌。

　　■市水務局（市海洋局）科技信息處調研員 崔海靈：

　　提兩個建議。第一個建議是我擔任政協委員至今一直在提的，就是制度的可預見性。制度的可預見性就是制度的穩定性。我們發現有些制度一直在變，沒有很好的穩定的預期，往往讓人們不知如何是好。雖然制度本身就是滯后的，但是滯后并不代表沒有預見性，制度可以進行預見性的分析，所以在改革開放再出發過程當中，我們要把制度的問題，把預見性和預期性作充分的研究。

　　第二建議是關于政府職能轉變。最近一段時間政府職能轉變，大家都能感受到。我認為，其中最關鍵的，應是如何擺正政府和市場的關系。比如，剛才大家都說了國企的問題，上海是國企重鎮，國企分量非常重，也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穩定器。但是國企改革運行，卻是一個永恒的難題，其中的關鍵，應從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入手。

　　■申迪集團總監，上海國際旅游度假區運營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超：

　　從時代的角度觀察，以改革開放為起點，以世界都市為參照，改革開放40年至今的上海不是“人到中年”，而是“初出茅廬”，不能以“不惑之年”的心態維持四平八穩，而仍需以初生牛犢的勁頭繼續勇往直前。倫敦1801年成為世界最大都市，迄今217年，紐約1785年（至1790年）成為美國首都，迄今233年。而上海真正大改革大開放始于1992年，不過28年，對比而言，仍是十二三歲的少年，剛剛進入建立自我、叛逆成長的青春期。上海需要保持千禧節點前后10年那種無處不在的朝氣蓬勃和進取精神，敢于比較、敢于開創。

　　從市場化的角度，上海仍有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空間和需要。深圳的前海管理局只有局長是公務員身份。奧蘭多為占地150多平方公里并跨域兩個郡的迪士尼世界及周邊區域設立的ReedyCreek區域管理部門也只有行政官及助理兩位是政府官員，經濟性區域經營管理的市場化程度值得我們研究學習。有些部門口中的“學不來”，應該分清這是不需、不能還是不想。